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新中国将帅让衔美名扬(

时间:2019-05-30

  

不为个人名利争短长:新中国将帅让衔美名扬(2)

  彭德怀还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当面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徐立清对彭德怀谈了自己的想法,他强调说:“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不能在上将的名额中和别人去争。如果把别人减下去显然不合适,把自己减下去比较符合实际,这也是我的心愿,希望能得到您的支持。”彭德怀说:“立清,我已经和许光达同志谈了两次话,他也向军委写了报告,要求由大将降为上将,我没有同意。我是很了解你的,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

  孔庆德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尚品格,不仅仅是表现在评衔上,而是历来如此。他红军时期当过师长,改编为八路军时当了营长,他说:“当时红军各级指挥员,几乎人人官降三级,无条件地服从革命需要,没有想不通的。战争年代干部降级使用是常有的事,不用做什么思想工作。相反,如果晋升了职务,倒可能需要做思想工作。因为首先想到的是肩负的担子更重,责任更大了,担心完成不好上级交给的任务,担心带不好部队,担心指挥不当造成部队的损失等等。”他说,一个人只要想到这些,自然就不会去计较、更不会去争什么军衔的高低了。

  最后,徐立清给自己降低军衔找出一个最能说服人的理由:“我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嘛,是负责授衔工作的,与别人不一样。”

  肖选进曾说:“50多年了,每逢阳春三月,我都会找一个风和日丽的日子,先洗净双手,再戴好洁白的手套,然后从一个专门的小箱子里取出一套军衔礼服,小心翼翼地展开晾晒。晾晒好了之后,又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好樟脑球,套好保护袋,重新放回原处。”他说:“看着军帽上那闪闪发光的‘八一’军徽和肩章上那金黄色的丝线编织的底面上的两条红杠杠与四颗晶亮夺目的银星,67年的军旅生涯,像过电影似的,一幕又一幕地重新闪现在眼前……我所珍藏的不仅仅是一套衣服,更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崇高荣誉,同时也是我一段永生难忘的记忆。”

  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恩来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周恩来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子,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嘛。”说完,周恩来把摄影师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在授衔庆祝酒会上,未被授衔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突然喊了徐立清的名字。徐立清急忙来到跟前,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啊。”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两个金豆的含量可不一般啊。”

  罗荣桓在第二天接信后,和总干部部的另外两位副部长、赖传珠进行了商量。他们一致认为,徐立清新中国成立初期就任兵团政委,现在又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应该按规定授予他上将军衔。尔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彭德怀作了汇报。彭德怀同意总干部部的意见,授予徐立清上将军衔的计划不作改变。

  肖选进是1931年入伍的老红军,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1955年授衔时,被授予大校军衔,后来在大军区副司令员的岗位上离职休养。几十年后回顾起授衔经历,他没有对晚了9年才得到将军军衔而遗憾。一直到今天,他对大校军衔礼服的钟爱胜过将军服,因为那是经历了战争洗礼后荣获的第一套解放军军衔礼服。他说:“我双手接过熠熠生辉的大校军衔时,禁不住心潮起伏,感慨难抑。想到战争年代出生入死的战友,好多人倒在革命的征程中,没有看到新中国诞生的这一天,不能和我们共享革命胜利的成功和喜悦。我虽历经22年战火,先后7次负伤,几度与死神擦肩而过……从万人枯骨中存活了下来,与牺牲的战友相比,是幸运的。从一个山村放牛娃,在党和军队的培养教育下,成长为一名军官,我对党、对军队始终充满感激之情,只想着为党、为军队、为人民多做工作,对名誉、对地位从不奢想。被授予了大校军衔,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至高荣誉。”

  徐立清是1929年参加鄂豫皖红军的,1950年1月担任西北野战军第一兵团政治委员,1952年被评为正兵团级。按照1955年授衔的标准,正兵团级应该授上将军衔,但他利用在总干部部管理授衔工作的“便利”条件,将已经列入上将名单中的自己的名字,改写到中将名单之中。与此同时,他向有关领导再三申诉自己的想法。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军委副主席彭德怀,都不同意他把自己军衔压低的意见,但在他一再坚持下,最后说服了周恩来,终于使自己成为全军首批175名中将中唯一的一名正兵团级的总部副职领导干部,成为在荣誉面前退让的楷模。

  他说:“无数为革命捐躯的先烈们,包括指引自己走上革命道路的‘六安兵变’组织领导者,还有数不清的指战员战友们,他们或英勇战死疆场,或惨遭诬陷杀害,没能看到建立新中国的最后胜利,比起他们,自己太幸运了,应该知足,否则愧对先烈!”

  孔庆德是1930年入伍的老红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就担任河南军区副司令员、五十八军军长等正军级职务,1952年被评定为正军级别。1955年评衔开始后,中南军区干部部部长刘兴元打电话,征求他对自己军衔的评定有什么想法。他毫不犹豫地表示:“一切相信组织,听从组织的决定。”他说:“我作为战争年代的一名幸存者,能赶上授衔和授勋,已经是非常幸运、无上光荣了,无论授予我何种规格的军衔和勋章,自己都会非常满意、非常高兴。”他进一步地强调:“评衔问题,我个人意见是服从上级,给个什么算什么,能授予校官就不错,大校也行,上校、中校都行啊!”事后,他诚恳地对同志们说:“我当时说这些话,既不是过分自谦或自卑,也无戏言成分,是发自内心的感言。我想,许多像我一样的战争幸存者,可能都会有与我相似的感慨。事关个人荣誉和切身利益,不可能没想法,关键是你从什么角度去想、怎么想。我的确想了挺多。”

  李逸民大革命时期入党,1925年入黄埔军校学习,参加过南昌起义。抗日战争时期,他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三分校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情报部第一局局长,西北公学副校长。1955年解放军评军衔时,他任公安部队政治部副主任,被评为少将。许多战友认为,按他的资历,评少将太低了,感到不公平。李逸民却说:“我评个少将已经不低了。我们多少同志、多少战友牺牲了,有的连名字都没有留下。我今天有这样优厚的待遇,功劳不见得比他们大,如果没有他们流血牺牲,靠我个人是一事无成的。想想他们,我们有什么权利向党争名争利呢?”

  白志文是1929年参加湖北大冶暴动编入红军的,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担任过师长,按规定的标准,他获得了一级“八一勋章”,与元帅们获得的“八一勋章”是一个级别,算得上是老资格了。当有消息说他的军衔准备评定为少将时,有人就建议他以资历老、是少数民族(满族)为由去争取一下。白志文说:“有什么好争的?多少人连命都没了,我们命大活下来了,评一个少将就应该知足了。想想我们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同志,牺牲时不到30岁,我们现在应该知足吧。”

  名单很快要提交到讨论了,徐立清感到十分不安。这时不少同志都劝他说:“你是符合授上将军衔的,这个事就不要再提了。”同时也有一些同志对他说:“你符合上将条件,非得要个中将,其他够上将条件的同志该怎么想?”徐立清也陷入矛盾之中,一连几天,都在苦苦思索着。

  徐海东1925年入党,在斗争中屡建战功,深得党的信任和广大指战员的爱戴。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于11月3日成立了以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的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徐海东即为九名委员之一。1936年9月30日,军委决定首次在高级干部中实行三等制的津贴制度,其中按第一等享受五元津贴待遇的,有、周恩来、彭德怀以及徐海东等共计12人。1949年10月19日,中央人民政府决定组织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以后评为大将的粟裕、张云逸、罗瑞卿均为委员;1954年6月,徐海东成为本届军委中唯一的增补委员,而大将中的其他六位同志都未担任本届军委的领导职务。1969年3月,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周恩来在一次会上宣布说:“同志紧急提议,徐海东同志应出席第九次代表大会,并提议他参加大会主席团。……毛主席说过:‘海东同志是一个对革命有大功的人,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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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海东始终以普通一兵来要求自己。他常对子女讲:我是一个窑工,是党的培养和人民的哺育才有今天,今天所得到的,都是无数先烈和战友们用鲜血换来的,因此,我们这些幸存者,千万不能忘记他们。1936年6月,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访问徐海东时,徐海东对斯诺说:“我做陶器又快又好,敢与任何人比试。所以革命成功后,我仍有用武之地。”意思是说他完成革命任务后可以解甲归田,继续去做陶器。

  1955年6月,人民解放军授衔前夕,徐海东在大连疗养。听到中央决定将授予他大将军衔后,心里很不安。适逢周恩来到大连视察工作,顺便到疗养院看望他。徐海东恳切地对周恩来说:“总理,我正有一件事要向您报告:我长期养病,为党工作太少了,听说中央准备授我大将军衔,感到有愧。我请求能将我的军衔降低一些。”周恩来说:“海东同志,你是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累病的嘛!你为党的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我认为,授你大将军衔不高也不低。”周恩来的话亲切、在理,但徐海东仍然感到不安,觉得党和人民给自己的荣誉太高了。

  之后,彭德怀又两次找徐立清谈话。徐立清态度非常坚决,一再表示不要上将军衔。彭德怀始终没有答应他的请求。彭德怀在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接着说:“不简单哪,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徐立清在1955年的开国中将授衔名单中排位第一,这是什么缘故呢?原因是这样的:全国175名中将的呈报名单是按级别的高低排序的,徐立清是中将里面唯一的正兵团级,自然排在了最前边。

  1955年授衔时,颜文斌任三十九军副军长,军衔评定时因其任现职时间与规定的时间仅差十几天不能授少将军衔。组织上派人问他有什么意见,他说:“没有意见,服从组织安排。”有的同志打抱不平说:“你是老红军,又经过长征,找一找,要求组织照顾一下,不然太吃亏了。”他说:“为了自己肩上芝麻绿豆大的星,伸手向组织要,是不光彩的。回想起长征过草地牺牲了的同志们,我张不开嘴啊,难道我爬雪山,过草地,吃苦流血就为了这颗星?没有意思。”1955年11月,他愉快地接受了大校军衔,1964年晋升为少将军衔。他说:有了将军的名号,不能只想到光彩,而应该感到你多了一份对党和人民的责任。

  徐立清首先是向总干部部部长罗荣桓写报告,要求低授军衔。但是过了几天,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名单中仍有自己的名字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的名字从上将名单中划去,在中将的名单中添上了“徐立清”三个字。罗荣桓看了被徐立清改动的名单后,亲自找他谈话说:“这是定的,正兵团级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改写到了上将名单中。

  徐立清再次给罗荣桓写了一封信表示: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个中将我就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次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能批准我的要求。

  孔庆德“想”的是什么呢?他说:“我生于山东曲阜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家破人亡少年从军,先入的是国民革命军。在中共秘密党员组织发动的‘六安兵变’中,随部队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投身革命后,从为个人报家仇,到为劳苦大众求解放,思想不断进步,信念更加坚定,在领导的人民军队中锻炼成长。经历了两过雪山三过草地的长征,经历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特别是经历了党内‘肃反’,蒙冤落难却又绝路逢生,经历了枪林弹雨,数度受重伤然而大难未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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